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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还是在队伍参观陶器作坊时加入了进来，作坊内满是极其大胆的设想。（起初，乔安·米罗[1]在他那了不起的卡塔卢尼业陶器商朋友阿底加的帮助下，做了一些陶器，毕加索看到以后，也着手此事，并且在一年中做出1760件！）最后，我们来到正在使用的工作间。房间里陈列的作品非常长，当时毕加索正在房间一头和女士们说着话，我和格扎维埃一边走一边仔细端详着在房间另一头的陶器。墙上挂着一把斗牛士用的剑，是一件收集品，我对格扎维埃小声说“这剑肯定没有磨过。”一下子，毕加索已经来到我们身边，一把抓起墙上的剑，把尖端顶着我的脖子说“它没有磨过，是吗？那我就按了？”我眼睛一转，不再说话，请求饶恕，大师大喜，转过身得意洋洋的看着女士们。最后，格扎维埃把我从他手下拉了出来，悲凉地对我说：“你想干什么？他不喜欢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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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慢慢地我感觉身体好多了，可以做几件陶土，而且我很想见到在瓦劳里的毕加索，他的任何作坊都会对我开放。米密当时在西班牙，我便乘坐浅蓝色的大车去朱安海湾。在瓦劳里下车后，我看见一位母亲和孩子在公共汽车站等车，掖下夹着去海滨浴场的东西，于是主动提出带他们去海边浴场，他们愉快地上了车，这时一辆轻骑超过我，我认出了那骑手，喃喃自语道“傻子皮农[2]”。而我身边的女士正巧是艾奈斯特·皮农女士，也就是作家埃莱娜·帕莫朗。一到海边，我就听见她对她丈夫说我是一个学究。

　　这是蓝色海岸一个非常典型的沙滩，在明媚的阳光下，100多名游客闭着眼睛睡觉，什么也不想，而事实上，人人只想着一件事，那就是中午12点正，毕加索会来到海滩，插下一把如同皇家大旗般的太阳伞。旁边饭店的服务员说，每天，毕加索一到就是准点，简直可以凭此调准时间。他刚到，人部分游客已经站起来，朝他围过去。我正好就在他身边，是最先提问的人之一，请他过一会儿可不可以看看我拍的照片，“照片？我最喜欢，待一会儿看，”他跑向大海，将身体浸在水中。我心情愉快，洗完澡，躺在浴巾上看着这个奇特的沙滩。弗朗索瓦兹·吉洛来了，去年，她离开毕加索时神气地说，她再也不愿与一个国家文物一起生活。现在，她利用假期，来这儿告诉两个孩子他们的父亲是谁。我对她非常熟悉。她在认识毕加索之前，曾有一个朋友叫吕克·西蒙，是位年轻的画家，关系破裂以后，她又和毕加索一起生活。我和他都是印象派画家，情同手足，有一段时间，他与弗朗索瓦兹住在瓦德格哈斯街，距离我拉丁区的画室不远。好几次，我在那儿吃饭谈论艺术直至深夜，克洛德和巴洛马这两个孩子在一角的床上睡觉。因为这些原因，今天上午在沙滩上，弗朗索瓦兹走过来向我友好地打招呼。就在这时，我眼睛的余光感觉到，毕加素正注视着我和这位有争议的美人，弗朗索瓦兹完全可以不再与毕加索说话，而给他展示我的作品，但我懦弱的性格，让我放弃了这种高乃依式的选择，我低下眼睛，面对弗朗索瓦兹第二次的问候仍一言不发，这时候，她明白了，更明白我是一个可怜的人，不配得到她的关心，她转身就走开了。我心神不宁，而当我重新集中注意力时，发现人们正动身离开，毕加索也迅速从水里出来，和一群朋友进了旁边一家饭店，我一个人，心情沮丧，开始收拾我的衣物。正在此时，毕加索从饭店里出来对我说：“喂，你为什么还不来？”“可是......？”“可是什么，来吧，我的朋友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我坐在了毕加索对面，在场的艺术家还有皮农以及我略有所知的雕刻家亚当等。我惊讶地发现在座的人个个一言不发，专心吃饭，他们只满足于与大师一起进餐。相反，大师滔滔不绝，他的说话对象就是我，而我通常也把谈话视为乐事。这里，我有长处要发挥，毕加索的话语如同他的艺术颇具创造性，充满了诙谐和调侃，“你住在那儿？”（在艺术家之间，无论是前辈或者是晚辈用“你”称呼都有严格规定），当他得知我住在拉丁区，而且离毛贝-穆图阿利不远时，他很高兴，“毛贝，我太了解了，我有一张油画，画得就是毛贝-穆图阿利广场。那幅作者是谁来着？你应该知道的，是个好奇心特强的老好人，我记不起来他是干什么的了，面包商？邮递员？还是车长？不，对了，他是海关职员。”当然，他又提起税务官卢梭的画，《列强国使臣来向法兰西致以和平的敬意》，背景正是毛贝的广场，这幅画现属于毕加索，收藏在毕加索美术馆。

　　席间笑声不断，氛围相当愉快。这时在海岸巡回演出的西班牙舞蹈家们来了，当然她们也是毕加索的朋友，那位特别漂亮的女士很快上桌子狂跳起来。人们的尖叫声震耳欲聋，我暗自思忖，与毕加索共进午餐确实特别热闹，我的那些照片就算了吧！突然，毕加索拍拍手示意安静，说：“节目还没完，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将给我们展示他的作品。”这是毕加索冷峻的一面。同伴们一齐注视着我，没有一点好意，我于是取出那可怜的几幅作品，一些孩子的半身像、养家糊口的淳朴人像，毕加索认真地看了看，没做评论，还有一些浮雕，最后我拿出《巴塞罗那的有轨电车》，这是新近完成的第一个高浮雕，这也是我最好的一个作品，从中可以看出我的风格，毕加索立刻对此表现出极大热情。

　　我也是最近才明白毕加索为什么定居在这座富有激情的城市。而且，浮雕的背景是埃斯塔西安，毕加索不止一次从那儿上船去巴黎。他说他喜欢这幅作品，因为它具有我的特色，不是世界性的也没有受时尚的影响，他还喊住身边的亚当，叫他看《巴塞罗那的有轨电车》，亚当，这位作品巨大而抽象的艺术家只随便看了一眼，便敷衍到：“嗯，还可以，可惜这不是雕塑。”毕加索反驳说：“对，正因为不是雕塑，我才喜欢，我本人就是雕塑家，这让我厌烦。”亚当感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，便很快回到座位上。

　　然而，我没有去拜访卡恩韦勒，这个让无数艺术家羡慕的引荐，我却没好好利用，为什么呢？大概一年以前，在阿斯托路卡恩韦勒的旧画廊里，举办了一次毕加索的大型作品展，而当时，我正在绝望地寻找一个可以做画室的地方。我突然灵机一动，既然巴黎上流艺术家都会来参加这个盛会，那么这将是个绝好机会，在画廊入口处分发宣传单，说明我需要一间画室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。事情的发展与意料完全一样。我在外面纠缠着来宾，经过了难熬的两小时，我把单子发完后，就进去看画展。那时候，我常与英国理事会驻巴黎的美术代表弗兰克·麦·尹文来往。我看见他和他的朋友在里面，其中有法国无线电广播电台的乔治·夏朗索。夏朗索正把人召集在一起谈论画展，不过不是在展厅里，而是把这些人带到了电台播音室。在场的弗兰克建议让我也去，说增加一点年轻艺术家的观点将更有趣，夏朗索认为是好主意，就同意了。

　　播音室里有不少人，卡恩韦勒本人，米歇尔·雷里斯[4]、安德烈·弗热和其他三、四个人。在最先几个人发表对大人物的赞美之词时，我们也被要求弄出点声音，好像在展厅一般。夏朗索想为了做得更像，说：“好，我看见这儿有个英国小伙子，过来，年轻人，别害怕，告诉我们你对毕加索的看法。”我清清嗓子，说：“毕加索，他是国王。”“太好了，太好了”卡恩韦勒和同伴一起说。“不过，”我补充说，“我们知道，现在国王正在消遣娱乐”。啪，直播结束。卡恩韦勒开始喊叫，“是谁让这个蠢蛋进来的。”每个人都怒气冲冲，弗兰克也一脸不高兴，我便溜回了家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无忧无虑，我又回到卡恩韦勒画廊去看安德烈·马松[5]的画展。卡恩韦勒透过办公室的玻璃认出了我，于是他的秘书走过来将我送至出口。即使有毕加索的推荐，又怎能再去他那里呢？！我有我的骄傲。-

　　另一次，我与两位英国朋友拉尔夫和波琳·多伯尼一起，他俩开着他们的小奥斯汀车一直开到伊登·洛克饭店，车身是拉尔夫临行前才刷过的。正当他们打算把车子停进那些凯迪拉克与罗兹中间时，在烈日下，他们发现车身下面的颜色不一样，没有刷好。他们想给我和毕加索拍一张相片，于是我们互相搭着肩膀，等拉尔夫开拍。糟透了。看来这相机与车子一样在蓝色海岸边都无法正常工作。尽管被拍过无数次，毕加索还是不愿错过这一次。他显得有点不耐烦了，趴在沙滩上，使出浑身解数修理相机，天哪，终于修好了。我们重新摆好姿势。拍完后，我们就分开了，大家都开心满意，说好了照片冲出来后每人一份。几周后，拉尔夫从英国告诉我说，照片拍得好极了，“你会收到的。”结果，什么也没有寄来，几个月后，我得知这两个宝贝快离婚了。他们的的确确拍过好照片，但出现了这种混乱，我和毕加索的照片当然也就找不到了。